袁可嘉，诗人，翻译家。1921年生于浙江省慈溪。1946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外语系，获文学士学位。1946—1950年任北京大学西语系助 教，1951—1953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毛泽东选集英译室翻译，1954—1956年任外文出版社英文部翻译。1957—1978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，任助理研究员；1979—1982年任副研究员兼研究生院外文系副教授、硕士研究生导师；1983—1990年任研究员、所学术委员、研究生院外文系教授兼博士生导师。1991年退休。 　　袁可嘉从1946年起长期从事英、美文学（以诗和文学批评为主）研究和编译工作，早期还搞新诗创作和评论。著译主要有：《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》、《半个世纪的脚印——袁可嘉诗文选》、《现代派论·英美诗论》、《论新诗现代化》、《现代主义文学研究》（主编）、《外国现代派作品选》（主编）、《现代美英资产阶级文学理论文选》（主编）、《彭斯诗钞》、《欧美现代十大流派诗选》（主编）；诗集《九叶集》等。 　　“让我沉默于时空/如古寺锈绿的洪钟/负驮三千载沉重/听窗外风雨匆匆”，袁可嘉先生写该诗时还是风华正茂的年轻人，时光流逝，如今已是耄耋老人。回首逾半个世纪里他在诗歌创作、翻译和外国文学研究等领域所做出的贡献，敬佩之情不禁油然而生。 　　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中国新诗辉煌的年代。西方的现代主义诗人艾略特、里尔克、瓦雷里、奥顿如跨洋之鱼游进了中国诗海，闻一多、戴望舒、卞之琳、冯至从他们那里得到启发借鉴。袁可嘉以及与他志同道合的“九叶派”诗人们，是这个时期将中西诗交融的杰出代表。当年他一手写诗、译诗，一手写诗歌评论，为中国现代主义新诗披荆斩棘，摇旗呐喊。通过他对西方现代派文学进行的开拓性翻译与研究，不但为中国作家和诗人的创作提供了新的视野，而且促进了当时人们的思想解放。在被禁锢了多年以后，有些人对他热心介绍外国现代派曾经表示过不理解、不支持，甚至冷嘲热讽，但他并不气馁，依然研究不止，笔耕不辍。他被认为是在中国新诗和西方现代派文学交融借鉴过程中，介绍最早、成果最多、影响最大的中国学者之一。 　　袁可嘉先生的译诗是融翻译家、诗人和评论家三者神韵为一体的神奇结合。首先他的选题有批评家的眼光，他不是仅为翻译搞翻译，而是针对中国文坛的实际与需要，为我国文化建设引进可资借鉴的外国经验。例如，20世纪50年代他下放劳动，译苏格兰农民诗人彭斯；改革开放的80年代译美国歌谣和西方现代派等等。其次他是西方文学研究的大家，他的翻译与研究并举，准确传神。再次他本是位诗人，诗人手下别有炉锤，如他所译彭斯的《新年早晨老农向老马麦琪致辞》，诗中老马的奉献与晚年憔悴形象，以及老农的体贴入微和感恩之情，在中文译诗里同样跃然而出。美国诗人弗罗斯特说过：“诗在翻译中丢失”，但袁可嘉译诗似乎丢失得很少。他说：“翻译诗歌不是一种不可能的传达方式，而是一种不完美的传达方式而已，翻译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一样，所追求的是要超越那不完美的境界。”如斯所言，他正是这样不懈地追求着。 　　袁可嘉还对英诗汉译做了许多理论探索。他在《关于英诗汉译的几点随想》一文中，提醒译者在采用“顿”的方法来译格律诗时，要防止绝对化，切勿胶柱鼓瑟。他说：“我以为比较明智的办法是宽严有度，不作绝对化的追求，在影响译文流畅或风格表现时，宁可在形式上做点让步。”他告诫译诗者要避免两种做法：一是语言一般化，即“以平板的语言追踪原诗的字面，既不考虑一般诗歌语言的应有特点，也不照顾个别诗人的语言特色，结果既不能保护原诗的真正面貌，更谈不上传出原诗的神味。”二是语言的“民族化”，把外国诗歌汉译成整齐划一的中国五言、七言或者中国民歌，这样虽有诗意，但经常导致削足适履，矛盾重重。他举例说，“译的是美国歌谣，那又怎样把美国的民族性‘民族化’过来呢？如果硬要民族化，便是改成中国化的东西了，结果作品不伦不类，甚至庸俗化。”1986年他应邀去香港讲学，香港的记者问他：“译诗时，究竟有什么原则可跟随？又有什么地方要注意？”他回答说：“并没有什么特定的原则和标准，简单地说，就是忠实地把原文的精神、风格、内容传达过来。首先要明白是艺术性的翻译，不是技术性的，所以不是逐字逐句地译过来就算。一切要看对象。”要达到袁可嘉所说的艺术性的翻译，需要天分与勤奋长久合力而成，如荀子曰：“真积力久则入。”一般人难以企及，而袁可嘉先生可谓做到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