圖：晚年巴金開心地笑著，因為他看到了中國現代文學館新館的建成（資料圖片） 假期裡讀「巴金百歲華誕紀念文叢」之一的《巴金譯文選集》，感慨巴金先生在文學翻譯上也成就卓著，但其「譯名」為「文名」所掩，許多人只知他是大作家，卻不知他也是大翻譯家。 巴金的文集有二十多卷之多，而譯文全集也有十卷之多，數量上絕不少於一般翻譯家，何況其質量又屬上乘。一個人即使沒有上千萬字的文集，僅有數百萬字的譯文集，那也已經是對文學事業的巨大貢獻了。 巴金深愛語言，愛漢語，也愛外語。他通英文、法文、德文、俄文、日文和世界語。十八歲那年，他就根據英譯本翻譯了俄羅斯作家迦爾洵的小說《信號》，從此開始了伴隨他文學創作的翻譯工作。他主要翻譯俄羅斯小說、傳記和回憶錄，其中有克魯泡特金的《我的傳記》，赫爾岑的《家庭的戲劇》和《往事與回想》，屠格涅夫的《木木》、《處女地》、《父與子》、《普寧與巴布林》和散文詩，高爾基的《草原故事及其他》和文學回憶錄。他譯一本書往往根據多種版本，如《父與子》就用了俄文原版、一種德譯本和四種英譯本。 以真誠謙遜著稱的巴金在翻譯上也虛懷若谷。就如他不認為自己是文學家一樣，他也不認為自己是翻譯家。他不止一次說過，他「並不精通一種外語」，「只是懂一點皮毛」，「俄語程度不過小學」，他是「邊譯邊學」，翻譯的過程就是學習的過程，他翻譯的作品都是他的「老師」，「翻譯首先是為了學習」，所以他稱自己是「試譯」。 他只選自己喜愛的作品翻譯。外國前輩作家的作品打動了他的心，他把感情傾注在這些作品上，他想通過譯文來講自己的心裡話，來打動更多人的心，所以儘管是「試譯」，他重讀時仍然感到激動，「仍然強烈地打動我的心」，彷彿那些有血、有肉、有感情的作者的心還「在紙上跳動」。 他的翻譯風格不屬於「硬譯」，不屬於「死摳」，而是流暢，自然，傳神，富於感情，近於他自己的創作風格。俄羅斯文學翻譯家草嬰說，巴金的譯文既傳神又忠於原文，他所譯高爾基的短篇小說至今「無人能出其右」。高莽說，巴金譯文「語言很美」，表現出「原著的韻味」。譬如，高爾基和巴金這樣來描繪草原傍晚的景色： 「太陽慢慢地從天空落下到草原的盡頭，它剛剛要挨到地面，馬上就變成了紫色。一片紅光罩住了草原，給人喚起一種苦悶的感覺，喚起一種對於在這個荒原以外的遠方的模糊的渴望。於是太陽挨到了地面，懶洋洋地走進大地裡面或大地後面去了。太陽消失以後許久，天空中還輕輕地奏著晚霞的色彩絢爛的音樂，不過它不停地在減色。溫暖、靜寂的黃昏來了。星星亮起來　，它們在打顫，好像讓地上的寂寞嚇壞了似的。」 ││茫茫草原上貨車押車人眼裡一幅多麼富有色彩而又荒涼寂寞的圖畫！ 巴金從事翻譯有一種知難而上、鍥而不捨的勁頭。文革之後，他把翻譯《往事與回想》看得很重。他說，赫爾岑是他的老師，其回憶錄前半部分揭露了尼古拉一世的反動統治，內容豐富，文筆生動，值得他一邊學習一邊翻譯。儘管他「對原著理解很差」，但還是「硬著頭皮翻譯」，哪怕一天只譯幾百字也好，並反覆琢磨，不斷修改（「還得修改四五次才能說比較可以」），盡力達到比較完善的地步。當時年已七旬的巴老就這樣在翻譯中「學習」，在翻譯中「受折磨」，在翻譯中「享受」。後來終因年邁有疾未能自己完成整部作品的翻譯，但他這種老驥伏櫪的精神真值得老氣橫秋之輩好好學習。 巴金自己愛翻譯，也鼓勵別人拿起譯筆來，而對別的翻譯家，他的態度總是格外尊重。在《巴金書信集》中，我發現他的很多信是寫給翻譯家的，其中有汝龍、蕭乾、文潔若、戈寶權、查良錚、高莽和巫寧坤等。他語重心長地向他們訴說自己的心裡話，關心他們，勉勵他們，對他們寄以厚望。只有自己熱愛並從事翻譯的人才會對其他翻譯家如此體貼，如此愛護。 他希望蕭乾在有生之年「多譯或寫點東西」，「譯兩部世界文學名著」，「翻譯幾本能流傳下去的書」，多寫，多譯，多出書，「不必管別人怎麼說」，「把自己心靈中美好的東西貢獻出來」，因為「精神文明不是空談出來的」。蕭乾沒有辜負巴老的期望，晚年不僅寫了大量散文作品，出了很多本書，還與夫人文潔若合作翻譯了西方文學中的一部「天書」││喬伊斯的《尤利西斯》。 他建議女作家楊苡「好好翻譯一本書」，海明威的也好，別的也好，「不要急，一星期譯幾百、幾千字都行，再長的書也有譯完的時候，慢是好的，唯其慢才可細心去了解，去傳達原意」。看過她一些譯稿後，他坦率地指出，她「譯得有點草率」，「本來可以譯得更好一點」。 高莽善於畫作家肖像，巴老可能覺得他在繪畫上花時間太多，便寫信問他：「你為什麼不同時譯幾本沙俄小說呢？您俄文好，中文好，有條件。」 巴金與汝龍之間的友誼更在中國翻譯界傳為佳話。 汝龍原是巴金的讀者，後來成為他的朋友，原是巴金的平明出版社的投稿人，後來成為該出版社的主要翻譯者。正是在巴金的啟發和鼓勵下，汝龍終於成為一名傑出的俄羅斯文學翻譯家，一名契訶夫專家。汝龍最早想譯些法國莫泊桑的短篇小說，但巴金希望他能系統地介紹一位作家的作品，並建議集中精力翻譯契訶夫的小說。就這樣，汝龍心無旁騖，幾十年如一日，一心撲在契訶夫的作品上。他根據英譯本譯出了二十七冊契訶夫小說選，後來又補學俄語，根據原文重譯一篇。在文革期間受虐待的惡劣條件下，他悄悄完成了契訶夫全集共十六卷、六百萬字的翻譯工作。 在《巴金書信集》中，致汝龍的信有三十七封之多。巴老稱讚他「譯書很用功，能苦幹，有成績，又能堅持，的確不容易」，在地震的環境中「仍安心翻譯，實在可以佩服」，並殷殷囑咐他保重身體，每天抽時間散步或作廣播操，「要爭取盡可能多活」，「不要為了幾本契訶夫就拚掉老命」。 有一年，巴老去北京開會，順便探望汝龍，親眼看到他家糟糕的住房狀況，他馬上就為改善他們的生活條件而奔走，結果私房政策得到落實，汝龍家終於從逼仄的陋舍搬進了寬敞的房屋。 可惜汝龍還是因契訶夫而「拚掉老命」，新居只享用了幾年，就於一九九一年夏天辭世而去了。他比巴金年輕十二歲，原以為萬一巴老不能譯完赫爾岑的回憶錄，他將會繼續下去，結果卻是自己「先走了一步」。 巴老為他的早逝深感悲痛。他回憶著汝龍的「大大的圓臉」、「朗朗的笑聲」，覺得這個坦率、真誠的朋友拖住了他的手，揪住了他的心。他寫道：「他熱愛翻譯，每天通宵工作。……他讓中國讀者懂得熱愛那位反對庸俗的俄羅斯作家。他為翻譯事業奉獻了自己的下半生，奉獻了一切，甚至他的健康。他配得上翻譯家這個稱號。……誰知他偏偏先走了，而且去得那麼快，不給我一點時間表示理解，更不用說我的感謝了。」 巴金把他的譯文全集第一卷獻給了「他││翻譯家汝龍，作為對他的紀念」。 （二○○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寫於紐約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