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智量：1928年出生，江苏人。1952年北京大学毕业，曾在中国社科院从事理论研究，1985年起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、全国高校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等职。主要翻译作品有《叶甫盖尼·奥涅金》、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、《黑暗的心》、《我们共同的朋友》等，编写《外国文学史纲》、《比较文学三百篇》等，并创作小说《饥饿的山村》等。 　　在恋情和大学之间选择大学 　　南京大屠杀的时候，我们家如果晚逃一个礼拜就给日本人杀死了，那个时候我刚9岁，上小学一年级。妈妈带着我们兄弟三人过长江，我们眼睁睁地看着旁边的一艘船因为装人太多而慢慢地沉下去…… 　　抗日战争胜利那天，我写了篇报道在汉中的报纸上发表了，报道“全城沸腾、人民欢呼”的情景。当时我还是一名初中生。记得我念到高三时，还在报纸上发表过一首诗。 　　高三时，我交了个女朋友。有一天我们在野地里散步，地里到处都是坟头，坟头上都长着迎春花。她问我：“为什么花儿开在坟头？”我就写了一首诗，名为《为什么迎春的花儿偏偏开在坟头》：为什么迎春的花儿偏偏开在坟头？她是在对枯骨夸耀自己美丽的容颜，她在说，墓中人，大地上又是春天……为什么迎春的花儿偏偏开在坟头？她象征着青春的脚下埋葬着死亡…… 　　高中毕业之后，她的父母非让我们结婚，因为她的父亲是当地商会的会长，大家都看到会长的女儿天天在街上跟一个男的一块走，是会引起闲话的。她的父母对我说：“你搬到我家来住，这样别人就不好说了。” 　　我给上海的哥哥打电报，说：“赶快来信，就说假如我结婚就不准念大学。”我并不是想逃走不和她好，但是我想要前途，想要念大学。我没法说服她，她听她父母的，她家里已经雇了6个裁缝，连粉红帐子都做好了。看到哥哥的来信，他们也没有办法，只好作罢。 　　我承诺说，我念了大学会来找她，但那时已经是1948年了。后来，她们家因为是地主，被批斗得厉害，她的家人都死了，只听说她逃去了武汉，在那儿上了大学。后来，我知道，她在那儿做过媒体的社长兼总编辑，现在已经去世了。2000年，我在澳洲的一块草地上，突然想起这首诗，突然想起她…… 　　村里有个姑娘叫春竹 　　上世纪50年代我当右派的时候，被下放到一个叫小米峪的地方。我住的那个人家里，有个小妹妹叫青竹。他们家的房子是平顶，小丫头像猴子一样，哧溜一下爬上去吃饭，等我快吃完的时候，她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站到我身后，伸手要帮我盛饭。我觉得不应该让她这样为我做事情。他爸爸却宣布说：“让她给你盛，衣裳脏了也让她给你洗。”后来我才知道，这个不说话的小女孩原来是个哑巴。 　　我的农活技术很差，队里只能分配我上山去割喂牲口的青草，割40斤记一个工分。而我拼命干一整天最多只能割二十几斤，中间还夹着许多牲口不能吃的杂草。我的任务总也完不成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在枕头边看到一张纸条：“明天我教你割草。不要跟别人说。“字写得大大小小的，还有错别字。第二天，我看到青竹在一棵大树下等我，从此我们就成了好朋友。 　　我到小米峪的几个月以后，下放干部的领导认为我和农民之间相处得太好，模糊了阶级关系，认为很可能是我用什么假象蒙蔽了群众。他们开全村大会宣布我是个右派，剥削阶级分子，要大家来监督我，帮助我改造，同时也防止我搞破坏。开宣布大会的那一夜我没睡着觉，以后我怎么劳动怎么做人啊？第二天早上，我心里很难受，简直不敢往地里走，不知道一同干活的老乡们会怎样对待我。 　　我晕头晕脑地和大家一起锄苗，一不留意，一溜四五棵山芋苗都被我铲断了。昨天刚刚宣布了我的坏人身份，今天我就搞破坏，这还了得。正不知所措的时候，在我右边锄苗的一名叫傻子的已经大叫起来，他说：“老王，你把苗锄出来了！”我左边的二几子丢下锄头，跳过去一把把傻子的嘴捂住，又急又气地说：“你咋好说老王呢？” 　　从此以后，二几子就帮我锄苗。其实，老乡们在听到下放干部宣布我是右派之后对我更好了，他们千方百计地帮我挣工分，因为工分代表你改造有诚心。一个叫狗不理的记分员，干脆就是给我多记工分。这些农民真好，可我再没见到他们，成为我以后几十年的巨大遗憾！ 　　“反革命集团的外交部长” 　　“文革”时，我在一个罐头厂工作，一天挣1块8毛钱。有一次我不小心惹了祸，革委会说我是反革命分子才会这么做，工人们出面保护我。可最后革委会还是把我当作反革命五花大绑押出车间。街上写着大字：“揪出反革命分子王智量是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！”我看了觉得好笑，心想，抓我算什么伟大胜利？他们说我是反革命集团的外交部长，因为我会外语。 　　译文出版社的前身是上海市革委会翻译组，听说我在北京大学教过书，就把我找去做翻译，一个月给我50元钱，翻译几万字。四人帮被打倒的前夕，突然又说我没资格做翻译。我说我的右派帽子已经摘了，再没做过坏事，家里还有5个人吃饭。可他们还是叫我去财务科把工资给结了。 　　我家里的东西全都卖光了，母亲的衣服、我穿了几年的破皮鞋都拿去卖了。儿子在黄包车修理厂工作，一个月十几元钱。师傅问他：“你怎么一天只吃5分钱的菜？”他的师傅是两个以前拉车的老太太，在这个修理厂当支部书记。她们得知我失业了，就来看我，说：“你是我们国家的宝，不让你工作是不对的。”她们跑到上海市出版局去吵，人家说：“他是临时工，将来国家总归会给他安排工作的，现在我们没办法，爱莫能助。”两个老太太气得要命，对我说：“国家政策是不能饿死人的，尤其是你，将来你肯定会对国家有用。每个月我们给你40元。”这是两个一字不识的老妈妈啊！ 　　我拿了人家第一个月给的40元钱，就拿了20元去买了一套《资治通鉴》，因为家里的东西，包括书全部都卖了，看见这套书，实在手痒。两个月后，我被调去编《英汉大辞典》，就没有再从老妈妈那儿领工资了。 　　何其芳只能做“两面派” 　　1949年我开始阅读普希金的《叶甫盖尼·奥涅金》，到后来研究它，给学生们讲它，又翻译它，到现在已经50多年了，我觉得这部书纪录了我的50年，也纪录了中国的50年。 　　1956年，中国作家协会在酝酿创办两个刊物，一个搞散文，一个搞诗歌。散文刊物的创办任务是交给何其芳先生的。他当时是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，我在他手下工作。一天，在谈论一份稿件时，因为其中写到普希金，何其芳先生随意地说起，说他最喜欢普希金的《叶甫盖尼·奥涅金》，我顺口用俄语背诵起其中的诗句来，何先生特别惊讶和赞赏，对我说：“你把《奥涅金》从俄文翻出来嘛！全中国有几个能把它从头到尾背出来的人？你怕是第一个。你能翻！” 　　几个月以后，也就是在1958年的初春，当我翻到第二章的时候，我被定为“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”的右派分子。“白专道路”是我的罪名之一，我在研究任务以外自己悄悄进行《叶甫盖尼·奥涅金》的翻译工作，是一个具体的罪证。 　　我万念俱灰的时候，当时担任所里反右派斗争领导小组组长的何其芳先生悄悄叮嘱我：“《奥涅金》你一定要搞完！”下放到乡下改造的那些天，我都是一边干农活，一边心里在默默翻译《叶甫盖尼·奥涅金》，到夜晚，我就把白天想好的译文写在从墙上撕下来的糊墙报纸上，有时是写在卫生纸或香烟盒上。 　　1959年底讨论摘帽问题时，有人揭发我改造的决心不够，例证之一便是我在农村仍然“念念不忘”《奥涅金》的翻译。60年代，我把译稿抄了一份寄给何其芳先生，一份作为投稿寄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，自己留下的底稿不成样子。接下来又是十年“文革”，出版社对我说，这场浩劫里，多少稿子都没了，我们没法负责。我也就不抱希望了，没想到后来有个朋友竟然帮我在出版社的汽车间里找到了。 　　在1980年前后，有关方面研究重出“世界文学名著丛书”，在考虑《叶甫盖尼·奥涅金》采用哪个译本时，据说当时有人想到我的“摘帽右派”身份，因此有所犹豫。多亏戈宝权先生为我力争，其他同志才答应：“那就拿来看一看”。 　　我很能够理解何其芳的思想，他非常爱才，非常爱诗歌，他有很大的痛苦，那个时代不作两面派活不下去。从我当了右派被调走，到“文革”结束，他三次跟领导说要调我回去，这件事情是他去世后我才知道的。 　　记者手记 　　王教授对年轻学子有个忠告：“中国人必须学外语，但不要太多，两门就不得了啦。”他以自己的亲历发现，若花时间学了太多外语，会没有时间用。 　　话说他4岁便随母亲学英语，中学时到教堂找教父学了法语，上大学学的专业是俄语，德语也下苦工夫学过，而因为想追溯欧洲文化的源头，便把古希腊语和拉丁语也学了。至于学日语，则是看到田中角荣来访华，坐在沙发上和毛主席谈话，一副骄傲的样子，王教授看了气不打一处来：“当年我们受了你们的欺负，你还这么不可一世，我倒要看看你们是怎么发展的！”于是便去认真学了两年日语。学完这么多语言之后，却发现大部分没有时间派上用场。 　　时近80岁的王教授如今上楼梯仍是一步走两个台阶，前些年在庐山开学术讨论会，会场前有棵很漂亮的树，他便爬了上去，听见树下的人四处找：“那个老头怎么不见了……哦哟，他爬到树上去了！” 　　最近若有人要去拜访王教授，最好不要在上午去，因为他要上课，不过他是去当学生。一年前他突然下了决心要学画画，便每周都去老年大学去听绘画的课，据说如今画出来的虾几乎可乱真齐白石的画作。 　　眼前的王教授风趣而开朗，别人嘴里苦不堪言的下放劳动，被他描述得如世外桃源般静美。只是在谈起运动导致的感情创伤时，他竟然忍不住数次泫然，并非责怪，只是伤心。 　　口述：王智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