记者说，杨宪益“尽管从不出门，但衣衫都干干净净的。听到趣言，看到我们追着猫儿，他亦会莞尔”。　　本报记者　李飞摄 　　 杨宪益　1915年出生于天津，1936年进入英国牛津大学莫顿学院研究古希腊罗马文学、中古法国文学及英国文学。1940年回国在重庆中央大学等学校任教。 　　1943年后在重庆北碚及南京任编译馆编纂，1953年调至北京外文出版社，曾与夫人戴乃迭（英籍华人学者）合作翻译中国古典小说《魏晋南北朝小说选》、《唐代传奇选》、《宋明平话小说选》、《聊斋选》、全本《儒林外史》、全本《红楼梦》等，以及《鲁迅全集》、《青春之歌》等。 庭院深深的少年时光 　　我妈妈说她生我之前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一只老虎跳进了她的肚子，算命先生说这既是吉兆又是凶兆，这个男孩将来会很不错，但他是凶星，他出生后家里会死很多人，第一个死的将是他的父亲。对于这个说法，家里人也相信。为什么不相信呢？中国人从前都是迷信的。 　　我五岁那年，父亲去世了。我从小就知道自己是白虎星。自从我念了书之后，在14岁左右的时候，我就开始不相信神鬼，也不相信有另外一个世界，人死了就是真死了。 　　大家庭里出来的孩子都不会喜欢大家庭。我小时候，家里的妹妹们和堂兄弟都先后上了小学和中学，但我被一个人关在家里念私塾，家人不放心我去上学。12岁的时候，家里人终于同意我进了一所教会学校。我也从不好好念书，总是考第二名。有人说你稍微念一念书就能考第一，但我从来都不去考第一名。 　　1934年春我高中毕业，家里打算让我在国内读完了大学再出国留学。我参加了燕京大学的考试，因为考试成绩优秀，燕京大学破例决定让我跳一级，入学就从二年级开始读起，可我更想上的是清华和北大。 　　正在我准备这两所学校的联考的时候，中学里有一位对我很好的英国老师郎曼先生找到我的家里人说，他正好要回英国度假，可以带我去伦敦，他会照顾我。 　　家里本来是不会放心我出国的，但是在我十三四岁的时候，家里给我请了一位年轻女教师，为我补习英语和数学，她叫徐剑生，丈夫对她不好，她呆在家里很孤独，就出来找事做。我拿她的名字开玩笑，用“徐剑生”作上联，下联对了个“快枪毙”。相处几年下来之后，我喜欢上她了，她也对我有了感情。我那时才十几岁，她已经三十多岁了。我的母亲担心我会谈恋爱，她怕家里出丑闻，决定让我出国学习。 牛津毕业，弃哈佛回中国 　　到了伦敦，郎曼先生为我找了个很好的希腊文老师，是个牛津毕业生。第一次和老师见面的时候，他问我：“你想去牛津还是剑桥？这是两所最好的大学。”“两个之中哪一个更好？”“当然是牛津，但是牛津比剑桥更难考。”“那我就去牛津吧。”当年，去剑桥的中国人要比去牛津的多，因为剑桥注重理工科，中国人都去那儿学习科学。 　　上中学时，我买到过一本由福建人林文庆翻译的中英文对照本《离骚》，仔细念完之后觉得诗译得比较死板，还有许多错误的地方。到了牛津之后，我发现屈原的《离骚》和英国18世纪的诗体有相像之处，出于好玩的心理，我用英文的英雄偶句体把《离骚》翻译了出来，也是为了向牛津的老师显摆一下中国也有悠久的文学传统。 　　毕业时，我收到了两封信，一封信来自哈佛大学，信中说如果我想继续学习古典希腊文和拉丁文的话，哈佛大学可以邀请我担任中文助教，但我回绝了他们的好意，我说我的老家已经被日本人占领，但我还是必须回到中国去。另一封信是西南联大的聘书，请我去担任希腊文和拉丁文教师，是沈从文和吴宓听别人说起我并看了我在高中写的诗之后，热心地向校方推荐了我。 　　走时，我问我的英国女友格莱迪丝（也就是后来的妻子戴乃迭）：“我们不是一块到美国去，而是到中国的内地去，我是预备回去受苦的，你受不受得了？”她还是坚决地说要跟我一块儿回中国。 　　昆明也是当时日本轰炸的重点目标之一，我母亲坚决不让我去，重庆的中央大学英语系请我留下来教书，尽管我知道中央大学在学术圈的名声不太好，但在与我母亲分开这么多年了又要离开她，我也过意不去，就接受了这个工作。 　　这个决定对我以后的生活有很大的影响，因为我要是去了西南联大，我就搞希腊文、拉丁文了。而且那个学校的前身是清华和北大，我要是和他们在一起，日本投降之后，我就会到北京来了，而不会隔了那么长的时间才来，也不会到国立编译馆，也许就不做翻译工作了。 梁实秋引领走上翻译路 　　在重庆中央大学分校教书时期，我利用业余时间翻译了《儒林外史》和《阿Q正传》。 　　那时候，梁实秋是位于重庆的国立编译馆翻译委员会的负责人，过去翻译委员会主要是从事英译中的工作，梁实秋想开辟一个新领域，把中国的经典著作翻译成英文介绍到西方，他聘请我和戴乃迭去工作。 　　梁实秋听说我的兴趣是中国古代史之后，建议我翻译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，由戴乃迭协助我翻译，我们在那儿一直待到1949年后这个机构被撤销为止。在1944年到1946年那三年里，我们译完了从战国到西汉的约36卷。1949年以后，我顾及不到它，也没有人再提及这部书。 　　80年代，我索性把全部手稿送给了一个澳大利亚朋友。 　　1952年，北京来了一纸调令，要调我们到北京参加“亚太和平会议”的翻译工作。到了北京，学术界的老朋友都极力劝我们留在北京，尤其是外文出版社的副社长刘尊棋，拼命地要拉我们参加这个出版社，说要搞一个像商务印书馆那样的出版社，不过是有系统地对外介绍中国的文化，这一点比较打动我。 　　加入外文出版社的《中国文学》杂志之后，我们初步设想是选150种古典文学名著，从《诗经》一直到清末的文学，当代文学从鲁迅起到当时再选100种。戴乃迭翻译过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，我翻译中国古典作品多一些。 受命翻译“读了一半”的《红楼梦》 　　在外文出版社工作期间，我认识了周扬，那时候他是文化部部长。有一天他突然想到我懂希腊文和拉丁文，就找到我说：“《荷马史诗》没人翻译，你为什么不翻译？”结果他就把我调出来翻译《荷马史诗》。 　　我译完《奥德修纪》之后，外文出版社说你是我们外文社的人，也应该帮外文社做点事情，于是又让我翻译《红楼梦》。我说：“我不喜欢看《红楼梦》。”我小时候读《红楼梦》，只读了一半都没读完。不过我在外文出版社里面工作，他们要我翻译什么我就翻译什么吧，人要吃饭嘛。 　　刚刚开始没多久，我遇到一个英国朋友，他是一个汉学家，叫大卫·霍克斯，他告诉我说：“我在翻译《红楼梦》，已经翻译了两年多了。” 　　我说：“我不知道你也在翻译《红楼梦》，如果知道你在翻译的话，我就不翻译它了。” 　　他说：“没关系，我们一人翻译一个版本。”他翻译出来的版本用的名字是《石头记》，我为了显得和他的稍微不一样，就用了《红楼梦》这个书名。说我是翻译家，其实我爱人才是翻译家。都是我把初稿翻译出来，交给她加工，她费的力气比我的还大。 　　因为《中国文学》杂志后来从外文出版社分出去成了一个独立机构，而我和戴乃迭是《中国文学》杂志社的人，《中国文学》杂志社的党支部书记说：“你在我们这边，却在为外单位工作，应该要求他们付稿费。”他就要求外文出版社付给我们稿费，外文社给了我4万多块钱，这是我们获得工资外稿费收入的惟一一次。 效仿“企鹅”，推出“熊猫丛书” 　　“文革”结束以后，我发现很多西方书籍突然在80年代的年轻人中间流行了起来，就好像我30年代在天津当学生时的情形一样，大家又开始讨论弗洛伊德、普鲁斯特、艾略特，讨论意识流、虚无主义。 　　1977年我和戴乃迭重新回到《中国文学》工作的时候，大部分的文章、小说和诗歌都是垃圾，没有任何价值。 　　直到1979年，它才开始像一本正常的杂志。 　　出版“熊猫丛书”是我的提议，当时英国“企鹅丛书” 　　销量很好，大家纷纷仿效出版以“P”字开头的丛书，我想，“熊猫（panda）”也是以P字开头，就取了这么一个名字，结果出了不到一百本，有“五四”后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作品，比如沈从文的《边城》、古华的《芙蓉镇》，也有古典文学作品，比如蒲松龄的《聊斋志异》、刘鹗的《老残游记》——巧合的是，我“文革”中坐牢时和刘鹗的孙子在一个监狱。 　　如今不仅“熊猫丛书”消失了，《中国文学》也停刊了。 　　因为我们走之后，后来进来的人都是大学刚毕业的，英文水平不怎么好。 　　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作一个翻译家，现在也不想。如果可以选择的话，我从大学毕业后回到中国来，会选择研究中国古代史。但是无意中到了编译馆，就变成翻译家了……就变成翻译了。我翻译的那些东西很多都是别人要我译的，我自己选择译的也有一些，比如周作人、周树人的作品，比如《老残游记》、《儒林外史》，那些才是我真正喜欢的。 口述：杨宪益 采写：本报记者　刘晋锋 ■记者手记 　　他拿起烟，一支支地点燃，缓缓地吸入，摁灭在烟缸里，每天一到两包。烟陪他看电视，恍惚着阳光从暗到明再暗下去，日复一日。“怕什么呢？都这么老了。”他温情一笑。 　　他饮酒，一辈子饮酒无度。如今，酒不饮了，因为吞进去的酒精化作毒素，钝拙了腿，再不能失去旁人的扶持。 　　他是那种人，望之俨然，处之温和。他一定不厌恶这个世界，尽管从不出门，但衣衫都干干净净的。听到趣言，看到我们追着猫儿，他亦会莞尔。别人对他的一千多万字的译作高山仰止，他说没什么值得流传下去的，书全都送了人几乎一本不剩；我告诉他有人窃用他的名字出书，他一笑了之。不怕坏了你的名声吗？他抿进一口烟：“无所谓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