杨绛:我与锺书的翻译往事 ———关于《吉尔·布拉斯》与《堂吉诃德》
发布时间:2005-09-20 浏览次数:3827 文章来源:
我译完《小癞子》,怕荒疏了法文,就决心翻译《吉尔·布拉斯》。1954年1月起,在《世界文学》分期发表,但我自己觉得翻译得很糟。我求锺书为我校对一遍。他拿了一支铅笔,使劲在我稿纸上打杠子。我急得求他轻点轻点,划破了纸我得重抄。他不理,他成了名副其实的“校仇”,把我的稿子划得满纸杠子。他只说:“我不懂。”我说:“书上这样说的。”他强调说:“我不懂。”这就是说,我没把原文译过来。我领悟了他的意思,又再译。他看了几页改稿,点头了,我也摸索到了一个较高的翻译水准。我的全部稿子,1955年才交出版社。
这部翻译给我招来另一项翻译任务。“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编委会”要我重译《堂吉诃德》。不论从英译本或法译本转译都可以。然而我从找到的五个版本里面惊奇地发现:这许多译者讲同一个故事,但说法不同,口气不同,有时对原文还会有相反的解释。因此我只可以直接从原作翻译。那时候全国都在“大跃进”,研究工作都停顿了。我下决心偷空自学西班牙语,从原文翻译。我从农村改造回京,就买了一册西班牙语入门,于1960年3月29日读毕;又买了一部西班牙文的《堂吉诃德》备翻译之用。每天规定一个时间学习西班牙文。我依靠好的工具书,依靠阅读浅易的西班牙文书籍,渐渐地,我不仅能阅读《堂吉诃德》原文,也能读通编注者注解,自信从原文翻译可以胜任。
我问锺书:“我读西班牙文,口音不准,也不会说,我能翻译西班牙文吗?”他说:“翻译咱们中国经典的译者,能说中国话吗?”他的话安了我的心。我不是口译者,我是文学作品的译者。我就动笔翻译。1966年“文化大革命”,我翻译到第七册的半中间,我的译稿被红卫兵没收了,直到1970年6月才发还。稿子发还后我觉得好像一口气断了,接续不上,又从头译起。1976年底全部译毕。《堂吉诃德》未经西语编辑审阅,只我自己校了4遍清样,于1978年3月出版。9年后我又校订了一次。我怕我所根据的版本已经陈旧,找了几个新版本,做了一番校勘工作,发现我原先的版本还是最好的版本。至于我的翻译,总觉不够好。
据《中国青年报》杨绛/文)